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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百年百篇经典散文·王府大街64号·雷达

王府大街64号
作者:雷达

  雷达(1943—),甘肃天水人。文学评论家、散文家。著有文学评论集《民族灵魂的重铸》,散文集《雷达散文集》等。
  
  最近,我到王府大街64号去过一趟。
  这其实是老门牌,现在早不这么叫了,这里曾是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的旧址,人称“文联大楼”,多年前也早改为商务印书馆的办公地点。我去干什么,记不清了。只记得受一股莫名力量的驱遣,我踽踽地登上一楼半的台阶,轻轻地推开那扇久违了的大门。门开的一瞬,我几乎有点晕眩。我很害怕地窥探着,寻找着,希望它最好面目全非,不再是什么小礼堂。但它好像还是礼堂的模样,格局未变,新主人连起码的装修也没搞,一股熟悉的陈旧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大厅里没有人,很空旷,我甚至觉得很荒凉。蓦地,我的耳畔响起了怒吼声,咆哮声,然后,是什么东西重重地摔在地上轰地一声巨响。我赶快逃也似地返身跳下楼梯,冲出大门,直冲到繁华的大街上。大街平静如故。车流和人流无知无觉地移动着,像无始无终的时间。但这并未减却我的紧张,我的心还在卜卜地跳。
  到底怎么了?我模糊意识到巨响声属于幻觉,且来自遥远的时空,但我还是条件反射似地惊跳起来。我试着整理自己的思绪,好久才平静下来,想起了与这座礼堂连带的好多往事,还有那巨响声的由来。
  我是1965年分配来这里的,那年我22岁。还在学校图书馆翻杂志的时候,我就感到惊讶,为什么好多权威性的文艺刊物,像《文艺报》、《人民文学》、《诗刊》、《剧本》、《戏剧报》,还有《人民音乐》、《曲艺》、《民间文艺》等等,编辑部的地址一律标着“王府大街64号”?那个年代刊物寥寥,能将如此多的精华汇聚在一起,那该是何等堂皇而神秘的所在?我想象出入那里的人士,定然个个气度不凡,多少有名的作品曾从他们的手中发出啊。对一个僻处大西北,读着中文系,做着作家梦的学子来说,真是心向往之,却又仰不可攀。然而,造化弄人,怎么也没想到,我本人的毕业分配,报到地点竟就是这王府大街64号。
  其实我最终并未真正分到这座大楼里工作,而是分到它下属的一个小协会——中国摄影学会。当时这里作为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的大本营,并没有聚齐所有的协会,像美协、摄协等都在外面,离得倒不远。报到那天,我一瞥见这座大楼,觉得它那钢青色的身躯在蓝天衬托下,显得格外高大神圣,心里就起了一股敬畏感。文联人事处一个胖而高的中年女同志看了看我的报到证,马上说,好啊好啊,这两天摄影学会正在要人,你就到那儿去吧。我一个学中文的突然去搞摄影,心里自然发紧。我急忙嗫嚅着,我学的不是这个……语音未落,这位女同志便疾言厉色道,你怎么可以不服从组织的分配呐?那时“组织”就是命令,何况那天我太像个乡巴佬了。我觉得她高大的身躯有种威压力,叫人不得不服。我的命运不到十分钟就决定了。事后跟几个同年来的大学生一聊,才知道把谁分配到那里都是人事部门头疼的事。滑头一点的会扶扶眼镜架,故作口吃地说,我高度近视,对不准焦距啊,要么就勾着头很木讷地说,我可是研究甲骨文的,弄得人家无可奈何,遂滑将过去。可惜我不具备这样的智商。当时的我多么沮丧啊。好在,我的失落感不久就变得毫无意义了。不到一年,“文革”爆发,大家全都卷进了无止无休的斗争。什么创作啊,艺术啊,全都变成了罪恶的证据,从事这一行的人不再风度翩翩,而是个个可疑,都要被推上批判席的,只是程度的不同和时间的早晚罢了。
  当年,文联小礼堂的地位骤然显要起来。据说这里曾叫文艺俱乐部,困难时期,政治空气一度松动,此处也曾开茶座,唱评弹,吼川剧,办舞会,笙歌不息。但自1965年以来,两个批示先后下达,风声越来越紧,小礼堂开不完的会,娱乐活动遂渐至绝迹。我几乎每周都要来一二次,不是听周扬的传达,就是听林默涵的检查,讲的人皆一脸晦气,听的人则忐忑不安,好像都预感到大难临头,惶惶不可终日。果然,到了1966年七八月间,风暴突起,势如狂飚,红卫兵洪流冲向每个角落,所向披靡,这座礼堂自然被率先举上了浪尖,完全变成一个大斗技场了。说来不信,那时小礼堂内外,每天人山人海,摩肩接踵,大字报铺天盖地,很像现今的庙会、博览会、商品交易会,敞开大门迎接四海串联客。大中小型批斗会不断,就像庙会里同时上演着好几台节目一样。这儿在斗冰心,因她的母校是贝满女中,就是附近的灯市口某中学,“小将”们斗起来格外起劲,抓住她回答问题时用了“报馆”这个旧词,大骂其反动。那儿在斗舞蹈家盛婕,已被剃光了头,不知什么话激怒了“小将”,被连推带搡,从楼梯滚了下来,摔伤了。“小将”们固然虔信“革命”,但也有满足好奇心的一面,平日只能在语文课本上见到的名字,忽然不但能见到本人,且可随时拎来观摩、批斗,不是很刺激的事儿吗。
  多年后我还清晰地记得,一天,一彪身着绿军装,腰扎宽皮带,臂佩红袖标的男女“小将”闯了进来,围住几个“黑帮分子”批斗,喝令他们“自报家门”:报名字、头衔、出身、罪行。有一老戏剧家,高举罪牌,在报出自己的资本家出身后,决不停顿,紧接着大声补充说“我老婆是贫农!”。当时谁也没料到他会这么“不老实”,全愣住了。我想,这若干秒的静场是有潜台词的,那意思是,既然我老婆是贫农出身,你们斗我就有斗“贫农的丈夫”之嫌。不料有一女红卫兵立即喝斥道:“混蛋,谁问你老婆了!”我想这女孩儿一定在家娇纵惯了,平时就没大没小的,不然反应不会如此之敏捷。现在,这位老前辈已经谢世,他在惶急中的本能自卫,制造了一个冷幽默,至今想来令人苦笑。却也有胆子极大的人,当时或稍后,有位女同志贴出了为她的“黑帮丈夫”辩护的小字报,她采用的逻辑是以子之矛,攻子之盾,从“红小鬼”说起,说得全是最革命的话,弄得造反派一时很窘,虽极恼火,又找不出多少有力的话反驳,只好大骂其嚣张,或念叨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之类。多年过去了,想起她作为一个女性,敢在那黑云盖顶的时候挺身而出,我还是佩服的。有时,柔弱的恰恰是刚强的。
  出没在这里的“牛鬼蛇神”的名单确实太壮观了:除了周扬,林默涵,刘白羽等,人在外单位,不时可提来批斗外,像田汉,阳翰笙,光未然,邵荃麟,郭小川,贺敬之,李季,冰心,臧克家,陈白尘,张天翼,严文井,侯金镜,吴晓邦,吕骥,李焕之,冯牧,葛洛,韩北屏,戴不凡,屠岸,陶钝,张雷等等,都是本楼的人。那无异身在囹圄,插翅难飞。每个喧嚣的白天结束后,他们才会有片刻喘息,洗去满脸污垢,但关在地下室的他们,又有几人能够安眠?
  我回忆着自己当时的感觉,22岁的我,作为一个酷爱文学的外省青年,能见到这么多仰望既久的文坛大家,私心以为是一种幸运,可是,见面在如此不堪的场合,亲眼看他们一个个如囚徒般狼籍,又有种珍贵的瓷器被一排排击碎了的感觉。
  那时受难的决不限于所谓“黑帮分子”,有些被认为最无瑕疵的人,也会在一个早晨厄运突降。《文艺报》的朱某,刚毕业的大学生,戴一副黑边眼镜,挺文气的,听说还是烈士子弟,又分到了这么好的单位,我真羡慕,觉得他太幸福了。有天我还目送他锁了自行车走进大楼,视线要能拐弯,还会一直目送下去。那时他正忙于“造反”,不料有人秘密举报,说他在“毛选”上搞“眉批”。这太骇人听闻了,用当时的话说,叫狗胆包天。而事实是,他学毛著时爱在空白处写点感想,大约有几句话露出了商榷的架势。他搞“反动批注”的问题被迅速报到公安局,说是马上要逮捕,其实公安局也不怎么想受理,因为太多了,逮捕不过来。于是由一女同志看守他。他推说要上厕所,进去不再出来,待冲进去一看,手表搁在窗台上,人不见了。与此同时,正吃午饭的人觉得窗外有个大鸟样的东西从天上掉下来,发出巨响。大家忙出去看,见他趴在地上挣扎,还在找眼镜呢。看他疼得满地打滚,有人说“活该,反革命”,也有人主张急送医院。到了医院却无人敢治疗,因为他是“畏罪自杀”者。不一会儿,他就死了。生命啊,卑微如一片落叶,着地无声。
  还有一场面,我每一思及,便不寒而栗。那是批判中国文联副主席刘芝明。刘已是垂暮老人,晃悠悠地站着,垂首静听批判,突然,会场外冲进一人,这人的名字和模样都不记得了,只见他手拿两样东西:一张报纸,一双鞋,好像掌握了重大机密似的威风凛凛。他径直冲到麦克风前高声宣布:现已发现,刘的最新最重大罪行,他胆敢用我们最最最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“包鞋”!此言既出,全场几乎大乱,口号声此起彼伏,像一口沸锅。只见这人二话不说,冲到刘的面前,抡起鞋底,照着头和脸左右开弓,嘭嘭嘭的拍击声响了很久。我不忍看,却没法不听。至今我还听到这嘭嘭的击打声,好像就在昨天。有时我会好奇地想:不知那个打人者现在在做什么,是不是也像所有慈祥的老爷爷一样正在含饴弄孙呢?那天我也跟着呼口号了吗?好像呼过,不,一定呼过。
  最难忘的还是批田汉,这位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先驱,戏剧界的泰斗。揭发人好像是田汉身边的什么人,他那冷酷、嘶哑的声调和闪动在镜片后面刀子一样锐利的目光,足以使被批判者崩溃成一摊泥。他一条一条地揭发着田汉怎样毒害青年,怎样刻骨反动,就像一层一层地剥着人皮,批判稿厚得一世也念不完。控诉渐近高潮,台下群情激昂,有人忽然奋臂高呼“跪下,叫他跪下!”也许因问题提得突然,先静场一息,继而“跪下”声就连成了一片。但田汉居然不跪,僵持着,有人上前按他的头,他还是硬挺着脖颈不跪。人们恼了,吼声暴起,声震四壁。继而,全场静寂如死,似有所待。只听见“咚”的一声,田汉终于自动跪下了!跪得很突然,声音很响,像一座大厦,甚至一座山样轰然倒塌,真是惊心动魄。这一声震碎了我年轻的心灵。这一声从此永远烙刻在我的记忆中了。
  是的,田汉跪下了,这个当年鼓动我们“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”的人跪下了,这位国歌——半个世纪来响彻在祖国天空的庄严歌声的词作者跪下了,这个占了现代文学史一个长长的章节,作为一个时代的重要代表的人跪下了。他究竟在给谁下跪呢?也许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意识到,他跪下的一瞬,时间更深地楔入了黑夜,黑暗遮没了光亮,愚昧压倒了文明。受凌辱的难道仅仅是田汉一个人吗,不,受凌辱的还有让他下跪的人,还有我们自己的历史啊。
  现在的我,也就是已经五十多岁,白发悄悄爬上鬓角的我,伫立在大街上,定定地凝望着老门牌王府大街64号,这长方形的青砖砌成的大楼。真是物犹如此,人何以堪。据说50年代末大楼新建成时,虽因经费压缩,减了规模,它却仍不失为一幢恢弘的建筑,可是现在,它已被暴风雨褪去了钢青色,显得灰白,像一头青丝转眼间白发丛生一样。它杂在今天高楼大厦的群落间,无论色调还是建筑风格,都显得那么老气横秋。是的,它走了太多的路,它老了,在我的视觉里,它渐渐幻化成一只陷身狂涛巨澜中的孤舟,不断地被抛起,又不断地被掷下。现在的作家协会和文联早搬到新楼了,于是,这王府大街64号也就只能作为历史陈迹碇泊在这儿了。如果把它看作一个特定时段中国文艺界的象征,也许是恰当的。它肯定具有研究价值。对于它的历史反思,它在中国文艺史上的功过,早晚该有人会做的罢。
  然而,我心中的困惑并未完全解开,我不是想追问哪一个具体的人或者哪一件具体的事,我想追问的是人心,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人的精神秘密。忆当年,“小将”们的顽横固然可憎,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经历了漫长的精神磨砺,有的虽只知反复陈述知青生活的苦难,却也很有些人敢于反思这一段变态的人生,可我们知识者、干部或被称为文艺家中的某些人呢,似乎很忌讳再提起这些事;而许多事恐非一个“迷信”和“冲动”可以了结。不是说“侧隐之心,人皆有之”吗,为什么昨天叫着“同志”,恨不得亲热的拥抱,转眼间就铁青了脸,瞪着敌视甚至嗜血的眼光,半点同情心也没有了”?为什么人会一面自己受害,一面琢磨害人?为什么在中国最高的文艺殿堂,上演着这般冷酷的“戏”?这暴力倾向是原先就潜伏着,存在着的,还是一时的迷狂所致?诚然,斗人者当时往往真诚地认为被斗者是有罪的,被斗者也往往认为自己确也是有罪的,但当雨过天晴之后,我们是否就理应认为错误全在历史,自己什么错也没犯过呢?对那些打人者、举报者来说,也是绝对真诚的吗?还是出于恐惧,出于泄忿,出于利益,甚或出于以折磨别人、咀嚼别人的痛苦为乐的阴暗心理?我并不膺服那句人人尽知的“人一半是天使,一半是魔鬼”的话,此刻它竟浮了上来。我在想,光有火苗,底下没有大堆的干柴是怎么也燃不成熊熊大火的。
  人流擦身而过,我注意着今天的男人和女人,早已不复三十年前多是憔悴、迷乱、惊恐、叵测的神色,而换上了健康、紧张、专注、急躁的脸色。人们似乎都盯着一个很实在的单一目标奔走,脚步匆匆。“人对人”粗暴侵犯的时代消歇了,代之而起的总不会是个“人对物”狂热占有的时代吧?
  一场大噩梦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而结束了,但那时代的精神因此也永远地消失了吗?我从外电或零星报道中看到,不是没有人怀恋“文革”,渴望那非人的方式重演。我从眼下层出不穷的贪污犯看出,他们抢掠金钱的疯狂决不亚于“文革”中迫害他人,攫取权利的疯狂。我不禁为之怅然:昨天与今天之间真的已隔着鸿沟?昨天的人心与今天的人心真的已全然不同?外在的文明的进步真的可以代替内在的文化的进步?某日,我偶然翻读加缪的《鼠疫》,里面竟有这样的话: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,心中却沉思着,威胁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,兴高采烈的人群却看不到。鼠疫杆菌不死不灭,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,它能在房间、地窑、皮箱、手帕中耐心地潜伏守候……
  我再次回望王府大街64号这座老楼,心想,有些东西是应该遗忘的,有些东西却不能遗忘,永远不能。

  写于1998年6-8月,时值纪念田汉诞辰100周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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